怀揣赤子心 ，妙手渡沉疴——院士的从医成长路

(健康时报记者 高瑞瑞 王振雅 王艾冰)11月21日，2025年两院院士增选结果揭晓，生命科学和医药卫生领域共21人入选。从临床一线的默默坚守到就医痛点的不懈攻坚，从技术壁垒的创新突破到薪火相传的育人使命，我们选取5位院士，剖析他们的从医成长路，探究勇攀巅峰的执着，展现情系患者的初心。

——执着——

中国工程院院士吉训明

以破壁之志，探医学之境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院校长吉训明。受访者供图

“名医的成长是技术的孤进。”2023年度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的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院校长吉训明，用“智力、耐力、毅力、自制力、影响力”概括从医生到院士成长之路上的必备素质，“执着”无疑是贯穿始终的核心。

在吉训明的科研生涯里，最常做的事就是“挑战常识”。低温治疗脑卒中，曾是全球医学界公认的“无用功”——不少研究都证明，低温不仅护不了脑，还可能引发感染、心律失常。可吉训明在临床中发现，有些患者术后轻微低温时，神经功能恢复反而更好。

“别人说无效，是不是我们没找对方法?”吉训明带着团队一头扎进实验室，从动物实验到临床观察，一点点调整降温速度、维持温度和复温时机。过去大家都觉得“脑卒中患者吸氧肯定好”，可欧美研究证实单纯吸氧无效。吉训明不死心，带着团队在病房里反复试验，终于发现，在患者发病后特定时段，结合药物干预调整吸氧方式，能显著改善卒中的预后。

“不是技术没用，是我们用得不对。”吉训明常跟学生说，别总盯着那些听起来高大上的技术，病房里的常规手段，说不定藏着救人的关键。临床与科研的双轨并行，让他在复杂医疗环境中找到破局之道。针对重残率超80%的脑干血栓，他带领团队历经数年攻关形成新救治策略，使患者重残率降低33%，该成果2022 年发表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改写了国际指南。

如今，身为医学教育家的吉训明，依然保持着对科研的执着与临床的坚守。每天清晨5点，吉训明的闹钟准时响起，简单锻炼后就往医院赶——病房查房、科研例会、指导学生，直到深夜11点，校长办公室的灯才会熄灭。

“一天16个小时不够用啊，还有好多患者等着，好多研究没做完。”吉训明笑着向健康时报记者说，手上却没停下整理次日的手术方案。

面对年轻医生，吉训明总爱讲自己当年坐“冷板凳”故事，“做间歇性低氧研究时，前两年数据一直不理想，有人说我在浪费时间。可我想，只要方向对，就不能放弃。”。

——担当——

中国工程院院士于金明

以利他为魂，领行业前行

中国工程院院士、山东省肿瘤医院院长于金明。受访者供图

“利他而非利己方成名医。”中国工程院院士、山东省肿瘤医院院长于金明，用一句箴言浓缩了他对名医成长的独到见解。于金明认为医者有三重境界：从治已病到治未病，从技术精进到人文觉醒，从独善其身到薪火相传。

1977年，恢复高考的春风让于金明走出沂蒙山区，考入潍坊医学院。1983年，他以优异成绩被分配到山东省肿瘤医院，成为一名肿瘤科医生。“当时一位乳腺癌患者因传统放疗引发的放射性肺炎离世，让我深受震撼。”于金明向健康时报记者回忆道，彼时，放疗技术“粗老笨重”，射线精度低、靶区勾画不精准，患者往往承受巨大放射性损伤。这些场景像一根刺，扎进于金明的心里，也让他立下“攻克放疗难题，让患者少遭罪”的目标。

1988年，30岁的于金明被公派赴美深造，他白天辗转于医院、研究室、实验室，晚上回到宿舍研读至深夜。有一次，因过度疲倦，拿书时失手被铅笔刺伤，于金明留下终身相伴的伤疤，成为他苦学的“徽章”。

由于表现优异，于金明在美国东弗吉尼亚医学院做访问学者时，被破格晋升为副教授，而他却毅然放弃优厚待遇选择回国。“国家培养了我，祖国的患者需要我。”这份家国担当，让本就实力出众的于金明35岁便成为山东省肿瘤医院放疗科的主任。

回国后，于金明带领团队向精准放疗发起冲击。“科研不为发论文，只为患者少遭罪”，抱着这份纯粹的担当，他带领团队成功实现系列技术攻关，改写了中国、美国、加拿大、欧洲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诊疗指南，使千万肿瘤患者受益。2011 年，于金明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如今是我国肿瘤精准放疗领域的奠基人之一。

作为医院院长与行业领军人，于金明的担当也体现在以身作则与人才培养。他常告诫年轻医生：“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成不了名医，要待病人如亲人，不该拿的坚决不伸手。”在医院管理中，他推动规范真真切切地落实，打造风清气正的医疗环境；在人才培养上，他毫无保留地分享经验，鼓励青年医生“在患者的泪光里寻找研究方向”。

——承诺——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宁利

以光明之约，赴一生之诺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中心主任、首都医科大学眼科学院院长王宁利与小患者互动。受访者供图

“除了失去生命，没有比失去光明更可怕的事情。”这是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中心主任、首都医科大学眼科学院院长王宁利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从1977年“意外”踏入医学殿堂，到2025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这位眼科学领域的权威专家用数十年的实际行动，践行着为患者重拾光明的承诺。

1977年高考，本想成为画家的王宁利阴差阳错被调剂到青海医学院，“意外”开启了人生的新路径。“大学毕业后，我曾在妇产科、儿科、骨科等多个科室轮转，起初我并未将眼科放在心上，只当它是个‘小科室’，直到眼科主任的三个问题，如明灯一般照亮了我的前路。”王宁利回忆道。

“你见过盲人吗?”

“你见过盲人过马路吗?”

“我们能帮助他们丢掉盲杖，恢复光明吗?”

三句直击心灵的叩问，让年轻的王宁利意识到，眼科医生肩上扛起的，是患者对光明的全部期盼。

“我还深刻地记得，一位患先天性眼病、仅能感知微弱光线的孩子，在我用手电筒为其检查眼睛时，他突然紧紧抓住我的手，将双眼贴近手电筒，脸上洋溢着纯粹的兴奋与快乐，只是因为他看见了光。”王宁利感慨地说道，那一瞬间，他深切体会到，光明对患者而言，是希望，是尊严，是生命的色彩。

这份内心的触动，化为了日复一日为疾病寻求解法的动力。青光眼作为全球眼科领域的难题，传统理论认为眼压升高是致病的核心因素。但王宁利在临床中发现，部分患者眼压正常却依然患上青光眼，这一现象让他陷入深思。

带着疑问，王宁利带领团队开展深入研究，历经无数次实验与论证，最终提出“双压理论”——除眼压外，颅内压的相对低值导致的眼压与颅内压压力差增大，也是视神经损伤的重要原因。这一理论革新了青光眼的诊疗认知，在全球引起广泛关注。

此外，王宁利还带领团队完成青光眼手术从传统外引流造瘘向生理性内引流的转型升级，避免了外引流手术的高发并发症，新术式在全国的推广率达70%；研发 AI辅助眼病筛查模式，推动眼健康政策变革，使我国近十年盲率大幅下降。

如今，成为新晋院士的王宁利，依然记得初入眼科时的那“灵魂三问”。他坦诚地说道：“现在我还不能让所有盲人丢掉盲杖，但我相信通过我们这代人和下一代的努力，中国眼科医生一定能解答这个问题。”

——创新——

中国科学院院士蔡秀军

以技术破壁，抚患者之痛

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院长蔡秀军看望患者。医院供图

“当选院士是对既往成绩的肯定，更是一份责任。医学创新的道路永无止境，这是崭新的起点。”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的次日清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院长蔡秀军依旧七点准时出现在医院。四十载医路生涯，“创新” 始终是他前行的动力之一。

我国是肝癌大国，死亡病例占全球近半数。上世纪90年代，传统开腹切肝手术留下的“蜈蚣疤”与巨大创伤，让患者苦不堪言。“我能够感受到患者身心的痛苦，而这种痛苦也成为了我的‘心结’，促使我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创新。”蔡秀军向健康时报记者谈到。

为解决临床痛点，蔡秀军白天手术、夜晚钻研，历时三年研制出世界首款腹腔镜肝切除专用器械——集电凝、电切、吸引、冲洗四大功能于一体的多功能手术解剖器。过去需要四五把器械轮流操作的手术，现在一把器械就能完成；出血量明显减少；手术时间大大缩短了。

当腹腔镜肝切除技术成熟后，蔡秀军又将目光投向残余肝体积不足的晚期肝癌患者，创立“蔡氏ALPPS”术式，用特制弹力带“绕肝捆扎”替代传统肝脏离断，避免了胆漏的发生，使胆漏发生率从30.6%降为0，被《自然》杂志赞为“钥匙孔手术解锁肝移植新可能”。

在肠道外科领域，他同样以创新破解世纪难题。结肠癌手术中常用的回肠保护性造口术，治疗周期长、需二次回纳且并发症多。针对该临床痛点，蔡秀军团队历经十八年研发支架法肠转流术，替代了全球沿用近170年的传统方案，避免吻合口漏及再次回纳手术，大大提高患者预后和术后的生活质量。这项创新印证了蔡秀军一直追求的信仰——医学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是让治愈与尊严同行。

如今，AI(人工智能)赋能的智慧医疗时代来临，蔡秀军再次勇闯创新高地。他带领团队攻克手术机器人“力感知缺失” 的世界性难题，研发了一种活结智能缝线，使年轻医生打结力精确度堪比高年资医生。

“健康中国建设需要我们每一位医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蔡秀军说，“我们要用创新破解看病难题，用技术守护生命尊严，用一点一滴的实际行动，持续延伸优质医疗的边界。”

——坚守——

中国科学院院士房静远

以仁心为基，医学永为民

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消化科学院院长房静远团队。医院供图

“名医应当一直前进，医学应当永远为民。”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消化科学院院长房静远的成长轨迹，始终围绕着“坚守临床、坚守传承、坚守为民”的信念。

家人长期患病的经历，让房静远自小立下了“治病救人”的初心。高中毕业后，房静远踏入医学院，叩开了医学大门。毕业后，他入职江苏省徐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启从医生涯。

“在徐州一院，一些医学水平颇高的老专家给了我很大启发和影响。”房静远告诉健康时报记者，20世纪80年代，消化内镜刚开始在国内应用，在老专家的带领下，他观摩了一台台消化内镜手术，让他大受震撼，并坚定了自己的“消化之路”。

此后，深知“要想跟上世界的步伐，必须进一步深造”的房静远，又考取了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博士研究生，师从中国消化学泰斗、中国工程院院士江绍基。江绍基教授逝世后，房静远跟随仁济医院另一位消化病学泰斗萧树东教授继续从事科研和临床工作。

2005年，房静远接过上海市消化疾病研究所所长的重任，彼时仁济医院消化科在全国排名已高居第六位，而他立下誓言：要让学科站上全国之巅。为实现这一目标，房静远带领团队深耕不辍。如今，仁济医院消化科已连续5年位列复旦版中国医院专科声誉排行榜榜首。

在我国，胃肠癌发病率高居所有恶性肿瘤前列。房静远从事胃肠癌及其癌前疾病诊治和预防工作30多年，在胃肠癌发生预警、早诊和预防及综合治疗的临床-转化医学研究方向取得了众多创新性成果。

比如，房静远团队开创性地发现了分析肠菌可判断结直肠癌术后化疗及免疫治疗效果、率先证明叶酸和小檗碱及他汀等传统药物具有一定的预防胃肠癌的作用并被写入临床指南，系统阐明了肠微生态等在结直肠癌发生进展中的作用机制。他的两项成果被美国经典教材引用；连续6年入选“爱思唯尔”中国高被引学者，获评2023年和2025年“科睿维安”全球高被引学者及“2024终身科学影响力全球前2%科学家”；以第一完成人获得两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即便科研工作繁忙，房静远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每周两次门诊，每周一次查房，为患者做胃镜诊治，每周4~5个半天扎根临床。“患者的病痛是科研的最大动力，只有贴近临床，才能找到真正有价值的研究方向。”房静远告诉健康时报记者。

（责编：荆雪涛）